芬兰前总理埃斯科 · 阿霍：诺基亚为什么衰落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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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年 63 岁的埃斯科 · 阿霍（Esko Aho）曾是芬兰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。作为芬兰 “中间力量党”（Suomen Keskusta）的党魁，他在 1991-1995 期间担任总理，并成为促使芬兰加入欧盟的关键人物。离开政坛以后他继续保持活跃的状态，曾先后担任芬兰国家创新基金主席、哈佛大学客座教授、诺基亚执行副总裁等。

北欧小国芬兰，以其高度工业化、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体而闻名于世，曾孕育出诺基亚等世界级公司，并率先开展了 “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” 的创新性社会实验。在 2017 年 12 月，芬兰迎来了它建国 100 年的纪念日——1917 年它从俄国的治下独立，并在其后的几十年里，成为俄罗斯与欧盟政治交锋的前线之一。

日前，在赫尔辛基召开的生物经济投资大会（BioEconomy Investment Summit）上，界面新闻专访了埃斯科 · 阿霍。他认为，诺基亚的衰落与欧洲碎片化的数字市场环境不无关系，欧盟的互联网企业想要保持国际竞争力，单一数字市场的缺乏是硬伤。

此外，在他看来，欧盟成员国的身份确实会让一部分芬兰人利益受损，但我们更需要关注大的图景，欧盟的存在有逻辑上的必要性。

以下是采访实录。

未来应该有一个 “生物经济的硅谷”

界面新闻：芬兰有丰富的林业资源，林业管理也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。在您看来，芬兰林业如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
阿霍：芬兰林业的历史一直都伴随着转型的发生。最开始时木材被用于供暖、建材。然后是机械制造，再然后是造纸、发电、包装材料，现在是生物材料。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未来的工业生产中发挥木材的所有这些用途，而芬兰也证明了它拥有不断改变自己的能力。全球经济未来需要找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，生物经济是选项之一。

有人提出过，应该有一个 “生物经济的硅谷”，把不同形态的资源放在一起，以促进生物经济的发展。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才、承担风险的能力、风险资本和一定的监管环境、有远见的消费者，最后是商业与政府的合作，大学也需要被吸纳进来。我们需要把这些资源都放在一起，而芬兰瑞典这样的北欧国家有最大的优势来做这件事。

也有一个问题：当你面临转型时，你的遗产其实有时会让前进更加困难。在芬兰和瑞典，我们必须要理解颠覆式变革的重要性。从林业到整个生物经济领域，都需要更加前瞻。到目前为止，我感到我们一直有点太束手束脚了。我们一直在尝试解释：为经济目的而砍树不会破坏环境。但今天要关注的问题并不是 “不做坏事”、而是 “要做好事”。

当我们从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转型成为生物经济，你不只是在做一件 “中立” 的事情，而是在做一件 “好事”。你能够让地球往更可持续的方向改变。这是一条很重要又不容易被理解的信息：对许多欧洲人来说，森林就是公园，如果大量将木材用作商业目的就会影响森林的其他功能。那是错误的，我相信我们可以轻易地在森林的经济功能和休闲功能中找到平衡。

诺基亚的衰落部分归咎于欧洲碎片化的数字市场环境

界面新闻：芬兰作为国家的创新力也很引人注目，孕育出了像诺基亚、Rovio（“愤怒的小鸟” 游戏开发商）这样的世界级公司。您曾担任过芬兰国家创新基金会 SITRA 的主席，在您看来，芬兰有着怎样的机制来促进创新？

阿霍：首先，水平较高的公共基金和私人基金。在那些关注国家对创新投资力度的排行榜上，芬兰、瑞典、以色列、日本是常常上榜的典型国家，现在也包括了韩国。

其次，良好的教育系统为创新提供支持。在今天的芬兰，我们成功地让许多大学生成长为了企业家，也培养了一个强大的创业者社群。每年 11 月，我们都会在芬兰举办 SLUSH 会议，这是欧洲地区最大的创业者大会。传统上主要是大公司来给创新投钱，现在创业者社群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

再次，良好的政商合作，大学能够很好地与公司协作，这给创新提供了很多机会。

最后，芬兰是一个小国，容易把事情办成。在这样的国家里，所有事情都相对简单。这对创新有好处，因为创新总是发生在那些你可以简单而快速地做事的地方。芬兰当然也面临挑战。我们的整体市场非常小——只有 550 万人，我们像个孤岛一样。我们必须为保持竞争力而奋斗，但直到现在我们做得还算成功。

界面新闻：您刚才提到了老牌优势产业在转型中可能面临困难。作为芬兰最有名的一家世界级公司，诺基亚在过去这些年里逐渐失去了作为移动通讯业龙头老大的位置。您曾经担任过诺基亚的高管，在您看来，什么原因导致了诺基亚的衰落？

阿霍：诺基亚的故事一直以来都伴随着转型。诺基亚的历史最早开始于林业，当时是一家造纸公司。商业中你需要实时应变。

移动通讯业刚起步时，诺基亚是商业上的最大赢家。那部分要归功于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芬兰拥有非常良好的生态系统，有利于移动产业的成长。比如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、对研发的投资、对市场的准入、对推广诺基亚产品很有利的欧盟 GSM 标准。

在那时，硬件是移动通讯业的核心，百分之七十、八十的附加价值都基于硬件。诺基亚的硬件做得非常好。它还革新了移动通讯业，使手机从奢侈品变为普通商品。

但是，当软件在手机行业里越来越占统治地位、数字化内容跟手机设计绑定在一起时，问题就来了。诺基亚当然也有自己的决策失误，但根本问题还是，欧洲、芬兰无法再为这个产业提供最好的生态系统。欧洲的软件开发落后于美国，数字化内容或多或少都是美国生产、美国驱动。

这是诺基亚最终失去了竞争力的原因。后来，诺基亚不得不把它的手机产业卖给微软。但与此同时，诺基亚也继续在往前走：成为了全球网络事业（network business）的领头羊。由于那些彻底的变革，作为公司的诺基亚被挽救了。否则它很有可能整个消失，就像发生在很多同类公司身上的那样。

所以，并不能说是由于诺基亚 “犯了什么错” 而导致的结果。我想，硅谷能够为成长于 90 年代末的数字科技发展提供比欧洲好太多的环境。那里有数字化内容，可利用的风险资本，大量的研发投资，单一数字市场。而在欧洲，市场是非常碎片化的，现在仍然是这样。我认为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诺基亚的衰落，它们并不掌握在诺基亚的手中。

界面新闻：当时芬兰或者欧盟有没有意识到这种客观环境的改变？是否有采取措施？

阿霍：在商业里，投资相关的产品跟政府决策联系更紧密，所以政府能发挥一定影响力。但消费产品不一样，只要消费者还有疑虑，政府能做的其实很有限。唯一一件政府可以做的事，是整个的欧洲政府可以创建数字内容的共同市场。所以，单一数字市场可以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之一。但欧洲人觉醒得太晚了。实际上到今天为止，欧洲仍然没有单一数字市场（single digital market）。如果想要在欧洲提供一个数字服务，你需要在不同国家去拿不同的许可。

欧洲重新进入增长期，民粹运动风头不再

界面新闻：您是将芬兰带入欧盟的关键人物。近几年来出现了很多关于欧盟的担忧。您如何看待欧盟的未来？

阿霍：欧盟的存在有逻辑上的必要性。它的功用并非是人们臆想出来的、而是基于真实的经济需求和社会需求。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困难是很难在国家层面去解决的：环境问题，全球贸易问题，研发挑战，安全挑战、特别当它跟移民有关的时候。很难想象，单个的国家能够独自解决这些问题。必须要合作，而欧盟是面对挑战的正确方式。

英国脱欧以后，我们更能确信这一点：英国的经济表现开始落后于其他的欧盟成员国了。尽管英国人不能对欧盟感到完全满意，但留在欧盟对于英国来说是有道理的。欧盟内部现在也有很多的选项，但基本前提是，要拥护欧洲一体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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